如果我们转向调查数据，我们会发现法律中的职业选择反映了该职业的传统形象和特征，而导致工作不满意的许多原因反映了工作环境的恶化，这可能会破坏传统的奖励和满意度承诺。那么对相关内容你知道多少？企业法律顾问来带您看看。
由律师协会青年律师部进行的全国职业满意度/不满意度调查（ABA，1990 年）仍然是关于该主题的最全面和方法论上最合理的研究之一。对 3,000 多名律师的代表性样本进行了测试，并考察了 1984 年至 1990 年间律师对其工作态度的纵向变化，它为理解个别律师的职业选择和不满提供了极好的社会学背景。
（YLD 1995 年的职业满意度调查基于一个较小的、较少代表性的样本，该样本不容易进行纵向比较。总的来说，它证实了 1990 年调查中首先注意到的变化。
尽管这个级别的调查并没有捕捉到上面讨论的所有细微差别的动机，但它确实显示了它们的大致轮廓，至少如果你稍微眯眼的话。
任何与法律专业学生一起工作的人都可以预见选择法律职业的最常被引用的单一原因：智力满意度。社会服务和经济回报——“做好事，做得好”——几乎并列第二。有趣的是，所谓的外在动机——没有其他有吸引力或实际的选择和家庭压力——构成了第三个最常见的动机群。
我对属于这一类的法学院学生和执业律师的经验是，他们渴望或害怕低于专业所承诺的社会地位，但缺乏更积极的、内在的兴趣，如智力参与或服务，这可能会给他们专注。相反，他们被他们认为与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社会经济抱负模糊一致的职业的传统奖励所吸引。
最近，法学院招生委员会（Wightman，1995）在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过程中对学习法律的动机进行了另一项重大研究，该研究报告了 1991 年入学的 29,000 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申请人潮的法律教育。入学的学生被问及他们未来的就业偏好。
这些设置大致分为三个主要组：
1) 那些与复杂的私营经济机构和与其互动有关的法规（大中型律师事务所）；
2) 与复杂的政治机构和公共服务（公共利益、立法、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机构）打交道的人；
3) 为商业或法律实践（商业、小公司和个人实践）中的自主和/或创业活动提供渠道的那些。
在试图根据上述法律的传统吸引力或 ABA 研究中引用的职业选择因素来看待这些集群时，我们看到了利他主义和自利的结合在起作用。追求高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动力可能会将人们推向经济和政治机构，而追求自治和经济利益的动力可能会将他们推向更小、更具创业精神的环境。
在公共利益倡导和较小的非营利机构中，人们可能还会看到对影响力的渴望（以社会变革的形式）与独立的创业动机相结合，这是其他两者的一种反文化混合群体的兴趣和动机。
确实，试图对这些选择背后的因素进行巧妙分类的尝试遇到了所有人类动机的不可避免的复杂性。对这些不同环境的偏好和分配受到至少三个其他因素的进一步影响：
1）对智力复杂性和挑战的看法；
2) 社会/政治价值观；
3) 社会经济阶层和对容易接触权力精英的看法。
可以预见的是，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决定的。对大中型事务所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对地位和影响力的兴趣，还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些环境中工作的智力复杂性和挑战优于其他任何环境。
律师事务所的企业法律顾问分配给各种法律专业的地位变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和政治机构的法律问题被认为在智力上比个人，特别是贫困者和个人原告的问题。很难阐明法律问题的智力状态、拥有问题的人的状态以及解决问题的人的心理和状态之间的关系。
